西方玻璃发展的历史持续而漫长不曾间断，对于古人来说它是美丽的艺术品，也是神奇的科学结晶。西方制作的钠钙玻璃技艺精湛，相较国产玻璃透明度更高、耐热性更强，所以在美感和实用性上比国产铅钡玻璃更具优势。

西方玻璃与中国玻璃的起源同样备受争议，可以确定的是西方工匠制作玻璃的技术早在公元年就已成熟。中国发现的西方玻璃多来自罗马、萨珊、伊斯兰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玻璃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使用的材料都为钠钙玻璃，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对封闭、不够发达的古文明时期，东西方各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文化均有交流。

公元前10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周朝时期，西方玻璃制作技术经胡里安人传入我国，玻璃珠最早作为贸易品传入我国北方地区，“同时有一批掌握玻璃制作技术的工匠来到新疆，利用当地丰富的矿石资源熔制出玻璃珠”，影响了我国玻璃的技术、形制、图案装饰等方面的发展进程。

北魏时期的国产玻璃技术出现了吹制技术，吹制玻璃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在中国玻璃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的国产玻璃多为范铸的仿玉器皿，没有晶莹透明之感，掌握吹制法后绝大部分国产玻璃广泛使用吹制法制作玻璃器。西方玻璃的传入刺激了本土玻璃技术的更新，甚至有西域风格的玻璃器在本土生产。

工匠使用钠钙和高铅两种不同配方制造出具有中国传统造型特征的玻璃器物，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将玻璃工艺制作和造型变化注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玻璃的发展在清代迎来鼎盛时期，这种发展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玻璃的刺激，交流也是于田县克里雅出土蜻蜓眼玻璃珠。

通过西方的工匠和贸易品实现的，国产玻璃雕刻等技法均来源于西方。落后的玻璃配方和技术一直是国产玻璃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时期璃器制作从制作技术、设备、造型、样式等方面焕然一新，这使得玻璃制作技术的相较之前朝代有了质的突破和飞跃。

从时间的维度观察中国玻璃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国产玻璃技术发展与西方工艺密切相关，甚至贯穿国产玻璃技术的整个时期，这种沟通交流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玻璃器作为中国玻璃发展史的一部分，为中国玻璃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游牧民族使用的玻璃器，通过与西方玻璃的持续交流，最后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具有游牧文化特色的玻璃。

北方游牧民族对玻璃制作技术的推动。“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游牧民族实现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缺乏文字的详细记载，玻璃作为这段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研究这段历史可以明晰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我国最早发现的玻璃品就有镶嵌玻璃珠，安家瑶认为西方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技术是由一支叫胡里安的游牧民族带到了新疆。赵德云认为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内地与游牧民族有关，各个历史时期的传输路径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认为早期玻璃的传入途径“它们是从黑海沿岸沿欧亚草原路，由游牧民族传播至阿尔泰地区一带之后，一路进入新疆，另一路经阿尔泰边区至米努辛斯克和蒙古高原等地，再南下进入中国的内蒙古、山西等地，并进抵中原地区进一步传播”。

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常通过互市来互相换取对方所需要的物品，轻巧别致的玻璃珠作为贸易品传入内地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为内地玻璃珠的技术、工艺发展提供支撑。

北魏鲜卑族建立政权以后将山西平成设为首都，魏晋南北朝是中外交流十分频繁的时期，北方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世家大族奢侈成风，精美珍奇奢华的西方玻璃器历来就是王公贵族喜爱追捧的典型器物。玻璃的生产技术和制作配方在北魏统治者的推动下开创了新的局面，改善了配方和技术的国产玻璃开始向容器类发展，自此以后国产玻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游牧民族对国产玻璃史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非凡的意义。

蒙古族在南下、西征时带回来一些工匠，元代政府专门设置了“瓘玉局”生产玻璃器。元代出土的玻璃器物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疆地区发现了元代时期的玻璃遗址。新疆处于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当时的中西交通空前畅达，蒙古族的西征引发了大量人口迁徙，新疆又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作为玻璃制品的原料，周朝时期新疆就有生产玻璃的传统，生产玻璃器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元代留下的玻璃器物数量不多，亦可以窥见当时玻璃器的制作和使用都已十分普遍。

玻璃发展到清朝各方面都有了新气象，在清朝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重视下玻璃器的技术开始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玻璃生产的集大成者。清朝设置了造办处玻璃厂，来满足王公贵族的独特审美需求，玻璃器的变化离不开游牧民族迥异于中原地区的审美。

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丝绸之路”是一条以贸易交往为主体，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和工业技术的道路。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时，民间与域外已存在自发性的商贸往来，但规模很小，影响甚微。在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之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使者。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生产结构单一，产生了相互交换产品的要求，当他们想获得需要的物资时，常常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以物置物。

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甚至与西方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更多是通过商贸进行往来。如我国最早发现的镶嵌玻璃珠，作为一种贸易品，经由中亚的游牧民族，传入我国北方地区后通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带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玻璃的发端和传播。

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开辟西域通道，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将中国人的视野引向世界，在拓扬国威的同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到了东汉时期，有文献记载域外民族，特别是安息、月支等民族大量移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时洛阳的风俗传统、文化艺术以及物质生活，这股“胡化”之风，甚至在统治阶级都倍受欢迎。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域外一些大型玻璃器如玻璃杯、玻璃瓶、玻璃碗等容器随着商队进入中国，影响了我国铅钡玻璃的发展繁荣，丝绸之路的开通标志着中国与域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秦汉以后，西北沙漠丝绸之路是汉通西域后的主要交通干线”，我国北方地区长期被匈奴、鲜卑、契丹、突厥等游牧政权掌控，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受到影响但从未中断。直到辽、金时期才打通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往大通道，因此我国东北地区集中于辽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社会动荡，上层社会荒淫奢侈，对玻璃器日益高涨的热情刺激了域外玻璃器的输入。此时北方政权掌握草原丝绸之路，南方政权则主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域的交往也相当频繁。中外往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遣使往来、使臣来献以及商品贸易。《北史·西域传》有关月氏工匠制作玻璃的记载。

隋唐时期，中国与域外的交往达到鼎盛，稳定的社会环境会使文化日益繁荣。隋炀帝大力开展西域交通，为唐代空前繁荣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据《北史》记载“隋代，在隋炀帝的支持下，为保障中外供应需求在丝绸之路要冲设郡屯田，并设置专门官员主管对外贸易，鼓励西方商人往来中国，甚至提供沿途费用”。隋代历时虽短，一些贵族墓葬出土的玻璃器都以进口为大宗。发展到唐代域外玻璃器沿着丝绸之路大量进口。

两宋时期，北方地区被辽金和西夏控制，其中辽朝非常注重与西域之间的交往，辽朝非常注重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往来，在辽地考古出土了大量的伊斯兰玻璃器可见一斑。

草原丝绸之路发展到元明以后，域外民族与中国的玻璃器更多见于文献当中，鲜少发现于元明时期贸易活动当中，国内尚未有元明时期域外玻璃制品的考古发现。丝绸之路发展到清代，丝路上的玻璃器发现数量骤减，由于技术上的进步，玻璃艺术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高潮，除了官方主持制作的玻璃器外，我国民间的玻璃器得到了发展，甚至在遥远的北美洲土著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制作的玻璃珠。

在中外交流中，北方少数民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丝绸之路的开辟加速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融，在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考察丝绸之路的变迁既有利于研究世界玻璃史的发展，也有利于研究游牧民族在中国玻璃历史变迁中的关键作用，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我国和世界之间双向传播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