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次毕业设计，我的选题聚焦了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群体。一项年

发表的研究显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是19.85%；而在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国民心理健康报告（-）》中显示，在高中的

孩子当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高达10.9%-12.5%。抑郁症及精神疾病，已经成为

了青少年致残的第二大原因。青春期，是一个听上去充满着幻想、未来的词语，

似乎怎样都无法与被社会污名化已久的精神疾病扯上关系。但世人不为所知的

是，人生形成性格、确立三观的这十年，恰好是精神疾病最易发病的年纪。在人

们将镜头往往对准天才少年、少女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有一些无法在既定轨道

上坚持的孩子们？本片导演将作为重型精神疾病的亲历者，把镜头对准了叶子——一名只有21岁，却已经罹患双相情感障碍6年的青年女性。但她的故事，只是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们是否能够从她的病因及经历中，窥探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精神科里的少年，还在等待被我们看见。

报告主体

叶子是我自年开始交往的病友。我和叶子在很多意义上是同类人——年龄相仿、性别一样、起病年龄类似、诊断类似、接受的治疗类似、又在同一位医生那里一直看病。我与她自年就一直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我是一个比她相对幸运一些的患者。我参加了高考，以不高的成绩被录取到中国传媒大学，并度过了我的四年大学时光。我时常在想，如果我没有坚持高考，我也许也会成为叶子口中“心安理得的废物”。因此，我作为本片的导演，并没有以“导演”自居，也没有俯瞰众生之苦的“悲悯心”。我只是在用影像记录我的朋友，同时给自己的青春划上句点。这也是我没有隐去片中我与叶子对话的声音的原因。我们是平等的。即使在摄影机下，我与摄影机已经自带了某些权力意味，我也不愿意俯视我的朋友。

拍片子的过程很艰辛。在北京上学的我，想要在一年内拍到原拍摄计划中的四位采访对象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校和地方层层加码的疫情防控政策让我无法按照原计划出行，在我拍完叶子，从山东烟台回到北京时，我与学校西门的保安发生了言语及肢体冲突。山东烟台并不是疫区，在我拍摄期间，是没有任何新增确诊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学校保安在我有“北京健康宝绿码”及“未带星的行程卡”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我进入学校住宿学习。因此，在这件事后，我不得不调整了我的拍摄计划——我打算在寒假拍摄剩下的两位采访对象。但放寒假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一刀切加码政策又让我无法离开本市——如果离开，我将面临“单人单户14+7天健康监测”。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改变本片拍摄思路，将镜头对准叶子，这一位拍摄对象。在最终呈现的片子中，我的素材和成片比例其实是接近1:1的。这是我万般无奈下做出的决定，也是我无法改变的，请各位见谅。

做出了只拍叶子的决定后，我便开始整理手中已有的素材。为了让观众更能感受到叶子的人物形象，我又找她要了一些她曾经写过的随笔和日记，用满屏的黑底白字穿插在片中。关于将文字与影像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是我借鉴了娄烨导演的《颐和园》中“余虹日记”的做法。娄烨导演是我一直非常钦佩并喜爱的导演，他的作品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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