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朝阳北票市冯素弗墓出土五件精美的玻璃器，引起轰动。随着国内各地陆续出土玻璃器，以及朝鲜、日本古代玻璃器被发现，为古代玻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玻璃器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从古罗马一路向东，经欧亚草原来到东北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为东西方频繁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同时，我国玻璃制造业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明晰。

年，朝阳北票市西官营镇西官营村意外发现一座古墓。经考古发掘，古墓出土了多件文物，其中有4枚龟钮印章。据当年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冯永谦回忆，根据印章，大家一致认定，墓主人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北燕宰相冯素弗。墓中还出土了5件珍贵的玻璃器，包括碗、杯、钵等，都是晶莹剔透、色彩艳丽，其中一件完整的鸭形玻璃注最为引人注目。

如今，这件呈淡绿色的鸭形玻璃注正在辽博展出。记者在展台前看到，玻璃注形状像一只鸭子，器口好似大张的鸭嘴，长长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还有细长的尖尾巴，颈部装饰了一圈纹带，好似花色羽毛。

这个鸭形玻璃注是做什么用的呢？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介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它是用来装香料的容器。看鸭嘴部位，原来应该有一个木塞，因为距今有年左右，已经腐蚀掉了，而鸭子尾部尖端，稍有残损，专家推测，尖端是被打掉的，用来缓缓散发瓶内的香味。

鸭形玻璃注是冯素弗墓玻璃器中工艺最复杂、器形和装饰最有特点的一件，而且全国仅此一件，国外也没有见到完全一样的造型。

它用玻璃条、玻璃丝盘卷做出装饰，粘贴在容器表面。资料记载，这种技术属于热装饰工艺中的一种，是古罗马时期经常采用的无模吹制工艺，制作全过程都是在炉前完成的，要求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都以绿色为特征，工艺相似，器胎较薄，口沿内卷成环状，玻璃下仍留有粘疤残痕。玻璃的熔制水平较高，尤其是碗和杯，气泡和杂质都很少，透明度好。”

刘宁说，这一切都是以吹制工艺闻名于世的古罗马玻璃器的重要特征，所以这些玻璃器来自于罗马。

刘宁说，这一切都是以吹制工艺闻名于世的古罗马玻璃器的重要特征，所以这些玻璃器来自于罗马。

在辽宁省博物馆，看起来外形比较特殊的玻璃器还有几件，展区内还展出一件特别的玻璃器，这就是辽代银扣玻璃方盘，出土于法库县叶茂台辽墓（辽代萧氏家族墓）。仔细端详，可见玻璃方盘中间下凹，呈一圆形“浅盘”，四角处下凹成4个树叶形“浅盘”，盘下还有4个锥形足支撑。

因盘内有裂痕，就在外缘镶了银扣，盘上裂处锔小银片修补，制作精致。刘宁介绍，目前业内认为这件方盘是用来放置不同的调味品的，即玻璃调味盘。根据器形判断，应为从伊斯兰进口的玻璃器。

可见在辽代，精美的西方玻璃器仍然从西亚进口，成为当时契丹贵族的珍爱之物。战国中晚期我国开始制造玻璃

“玻璃，在文献中一般称为琉璃、颇黎等，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我国一直存

在着进口和国产两类不同系统的玻璃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卢治萍告诉记者，国产玻璃器要追溯到春秋末战国初，当时西亚玻璃珠饰传到我国中原地区。在其影响下，至战国中晚期，我国已经能够制造外观上与西亚相似而成分不同的玻璃珠，并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追求仿玉效果，采用与金属成型工艺相似的铸造法制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玻璃制造的中兴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宁说，隋唐两代辽阔的疆域、富足的国力、频繁的对外交流、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产玻璃在此时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批精美的玻璃器。

学者夏文峰在《中国古代玻璃器》中记载

隋代时，玻璃吹制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唐代时，玻璃器型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新器型有茶碗、茶托、空心玻璃珠及佛像等。玻璃色彩也更为丰富，除蓝色、绿色、淡绿、黄绿色外，又出现了乳白、黄色、棕色等新颜色。装饰手法上也更加多元化。

如陕西临潼出土的唐代玻璃网纹瓶上装饰凸起的网格纹，就是采用了二次贴塑的工艺方法，既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又充满浓厚的波斯风格。

到晚唐时，呈现出国产玻璃与进口玻璃共存的特点。配有玻璃装饰品的发饰较为流行，此时的玻璃器仍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多为皇室贵族与重臣所有。

同时，萨珊风格的磨花玻璃与伊斯兰风格的刻花玻璃器，仍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

随着各地早期玻璃器的陆续出土，考古人员对器形、纹饰、工艺及成分进行研究比较，发现了国产和进口玻璃器存在很大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认为，国产玻璃器的器形有我国的传统特征，在同时期的陶瓷器或漆器中可以见到相似器形，而且这类玻璃工艺自成体系，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成分属于铅钡玻璃。

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2件玻璃耳杯和1件玻璃盘，是迄今发现较早的国产玻璃器，都为翠绿色，晶莹如玉。

而玻璃盘和耳杯的制作方法，与当时大量生产的玻璃璧、玻璃带钩相同，都是铸造法，只是工艺上更复杂一些，成型后通体打磨。

相比之下，进口玻璃器大多透明度高、轻巧别致，以容器尤其是饮食器具为多，其器形在我国出土物中罕见。可以看出，进口玻璃与同时期的中国器物在器形和工艺上没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当时进口玻璃器非常珍贵，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卢治萍说，河南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等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从两汉时期就进口罗马玻璃器。

西方玻璃器大量东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统治阶级奢侈斗富，将西方进口玻璃器作为彰显身份和财富的宝物。

如《洛阳伽蓝记》载，北魏首富、河间王元琛在一次大会宗室时，显摆自己的宝器夸富：“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做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来。”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对域外玻璃器的青睐。

北方游牧民族起推动作用考古发现，这种“从西域而来”的进口玻璃器，在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均有出土

如广州西汉中期墓出土的3件玻璃碗，南京象山七号东晋墓出土的一件磨花筒形杯，南北朝墓葬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更为集中。

那么，冯素弗墓出土的这批玻璃器是怎么从遥远的罗马来到辽河流域的呢？考古学家们认为，谜底就是横贯欧亚的那条草原丝绸之路。

刘宁介绍，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共有4条：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其中丝绸之路的主道是公元前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开通的长安经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中亚、西亚的商道，称为沙漠丝绸之路。

但在沙漠丝绸之路尚未开通前，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早已存在着一条途经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欧亚草原地带的东端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西端连着西亚、欧洲，这条中高纬度的草原带上

常年居住着游牧民族，他们随着游牧生活而迁移，更有利于东西文化传播和商品贸易交流。这条草原通道自古有就，至5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丝路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龙城（今朝阳市）、辽东城（辽宁辽阳），经朝鲜而至日本，逐渐发展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要道，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重要国际草原路线，而龙城是连接草原丝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环节，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罗马玻璃器，就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

“具体到冯素弗墓出土的这5件古罗马玻璃器的来源，应是从草原汗国柔然带入北燕的。”刘宁认为，柔然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活动于4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刘宁分析，这批古罗马玻璃器，可能由里海东南岸一个重要城市——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出发，沿里海东岸一路向东北，到高车（今哈萨克斯坦，汉时属大月氏境内），通过柔然的地域，

经黑山进入北燕。“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辽宁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碰撞、融合、升华，离不开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