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锡林郭勒的“中间人”地位欧亚草原的研究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互相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欧亚大陆的早期陆上传播交流通道主要有三条：喜马拉雅南麓通道、中亚—塔里木盆地的绿洲通道和北亚草原通道。近年来，北亚草原通道逐渐受到重视。通过本书的梳理，言明北亚的草原通道对中西交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早在年，刘观民就注意到了外贝加尔地区与中国东北的文化联系。年，冯恩学提出“至少从富河文化阶段就开始了外贝加尔与辽西区文化的交流”。锡林郭勒金斯太洞穴发现的莫斯特文化因素，使中西方文化交流时间提前至4.7万年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出现更多更早的文化交流证据。刘莉和陈星灿认为，“青铜冶金术、车和驯化的小麦、大麦、马、牛、绵羊、山羊都是从中亚来到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的交流也许通过了北方与西北方的多条不同路径发生，但直接的联系最有可能发生在北部边界，那里的人们充当了两个地区中间人的角色”。锡林郭勒属于这“中间人”的一部分。锡林郭勒处在狭义上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即古代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这种接触地带也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王立新认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存在“鄂尔多斯—辽西—外贝加尔”的文化传播带。金斯太洞穴等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锡林郭勒是这个传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处在鄂尔多斯—辽西—外贝加尔三者之间文化交流的三岔口，因此是游牧人兴起前（春秋中期）的重要沟通通道，同时也是欧亚草原金属之路的必经之道。这一交流的通道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一直未中断。奢侈品行业与食品行业有些类似，也面临可追溯性问题。不过，消费者提出的问题主要与产地有关，产地对奢侈品品牌的形象有很大影响。除此之外，动物皮革处理、纺织品分包厂商的工作条件（安全问题、雇用童工情况等）、稀有宝石的开采等道德问题也影响着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改造供应链，对分包商是否遵守产品技术及社会规范进行跟踪。同时，时尚秀数量的迅猛增长对奢侈品企业推出新系列产品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必须大幅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和通过时间。企业一方面可以优化组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术（如协作工具、数字化管理工具）推动变革，以更好地根据实际产能和需求确定项目中不同专业之间的优先顺序。二锡林郭勒考古反映的文化交流模式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中国交通体系的这一特点，在旧石器时代露出了端倪。金斯太洞穴下层开始虽有莫斯特文化因素出现，但是文化主体始终是华北小石器系统，金斯太上层的细石器技术与华北的下川、峙峪等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而来自山地阿尔泰地区的莫斯特文化因素，始终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原与北方的联系，苏秉琦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首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化东西交流的特点。锡林郭勒的考古新发现，则让这种交流进一步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也验证了经过锡林郭勒的草原通道一直存在的历史事实。一般说来，从文化交流的机制而言，高纬度地区易于向低纬度地区流动，逆向流动则十分困难，显著的例子如金斯太洞穴发现的莫斯特文化因素，以及在乃仁陶力盖遗址发现的具有浓重外贝加尔因素的圜底釜。但到了新石器时代至游牧人兴起之前，与来自高纬度的蒙古、外贝加尔的影响相比，低纬度的辽西区、阴山山脉、燕山南麓的文化因素对锡林郭勒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并一直存在，连绵不断。这也充分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连续性、包容性与韧性。根据旧大陆西部各个古代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提出世界体系形成于年前。根据龙山—二里头文化阶段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在中国的发现，孙驰认为欧亚的世界体系开始于青铜时代全球化时期。韩建业认为东、西两大文化圈的交流主要发生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以后，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的交流，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越来越多的莫斯特文化因素和丹尼索瓦人（夏河人）在东亚的发现，横跨欧亚的世界体系建立的时间可能比我们以往的判断要早得多，并且这种交流一直存在。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文化联系，东西得以沟通，华夏得以促进，中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得以持续更新并连续发展。（三）锡林郭勒与草原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时代远、线路多，我们常常将这些承载着文化、贸易等的线路通称为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大体上可分四条，即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主道是汉唐两京（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路线，即沙漠丝绸之路。而在北方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存在另外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即草原之路。江上波夫也认为草原之路的兴起源于史前时代畜养动物的游牧部落的迁徙。“他认为欧亚游牧原住民的细石器文化，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于草原路线沿线，使用细小石刃的新石器文化、半农半牧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还有畜牧成分大于农耕的卡拉苏克文化，都与草原路线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元4世纪的十六国和北朝时期，随着鲜卑的崛起，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重要，至公元5世纪的北魏时期，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经朝鲜而至日本，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平城和龙城（营州，今辽宁朝阳）是这条路线上的两颗明珠。这个时期的锡林郭勒，就是连接这两颗明珠的重要区域，伊和淖尔墓葬中发现的各种异宝就是明证。平城时代是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有继承自汉晋的文化传统，也有蓬勃新兴的佛教文化，也和西域以及更远的地区保持着交往关系，“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遣使来献。……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鲜卑人自大兴安岭出发，一路向西、向南，进入锡林郭勒，打通阴山南北，进而广连西域，接触到各种文化，汇合佛教等各种思想，汲取中国传统和域外文化，并加以改变与吸收，方有北魏入主中原、百花齐放的局面，为盛唐文明的诞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从4.7万年前欧洲的莫斯特技术，到朱开沟文化的陶鬲，到青铜时代车辆的出现、岩画的开凿，再到萨珊波斯玻璃、金属下颌托、希腊神话人物、拜占庭金属器、印度佛教等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传播，都沿着这条文化线路一一展开，精彩纷呈。草原丝绸之路更是一条融合之路，各种文化因素在锡林郭勒这片广袤的草原上交流、驰骋，就像此起彼伏的北方民族一样，击长空、射大雕，在欧亚草原的舞台上碰撞、交流，最终走向融合，最终变成彼此的一部分，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没有边疆何以中国？”中国的历史的确是边疆民族不断融入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北方民族的南下和交融，才使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的华夏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才葆有了不断攀升的原动力，造就了今天的多元一体。中国文明是一种超大型的文明形态，具有上万年的农业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连绵不绝，活跃至今。中国文明天然具有开放、兼容的特性，从最初的“满天星斗”般的点点繁星，逐渐向中心汇聚、闪亮，在融合吸收东西南北各方精华之后，最终形成中华文明耀眼的火光，那些经久不息的文明之火，不仅照亮了中华大地，更为世界文明送去光亮与温暖，中华民族也得以变得更为丰富、更有内涵。因此，从文明交流的角度上说，我们是与世界其他文明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在草原深处的锡林郭勒，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代表着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的神话人物形象，就表明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地处太平洋的西岸、欧亚大陆的东部，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我们往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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